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History ,在希臘文的意思比較接近「追根究柢」或「研究考察」，而希羅多德﹤歷史﹥此書，則比較貼近上述意旨所呈現的概念，作者瑞薩德，是波蘭的一位通訊社記者，出於自身意願和工作時空的安排，他早期得以到一般大報社記者想都不會想去的地方作實地記錄和訪視，有非洲、印度、中國和西亞區域等地，這種半旅行半工作的遊記，他帶在身邊聊以解憂的精神食品，就是古希臘人希羅多德的名著－歷史。

　　卡普欽斯基，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波蘭東部的平斯克，在波蘭首都的華沙受教育，二十三歲那年首度離開波蘭，派駐印度，他的第一本著作《波蘭內地》是波蘭「前線」的短篇故事集，之後卡氏即遊遍第三世界各國，如他在某次受訪時所說的，那都是在累積日後成書的經驗，有根據一段走訪俄羅斯在伊斯蘭統治時期之遺蹟的經歷，隨後的書則分別有論述非洲、拉丁美洲和南非。《帝王》是他第一本被翻譯成英文的著作，寫的是衣索匹亞末代皇帝海爾的晚年，後來更被英國作家強納森改編為劇本，其他英譯作品包括描述安哥拉的《生命另一天》，以及根據伊朗革命寫就的《王中之王》，另一部作品《足球戰爭》，則是他身為波蘭新聞通訊社唯一駐外記者期間，親眼見證第三世界漸次浮現的紀錄。

　　卡氏曾是一個波蘭共黨政權的駐外記者，隨身攜帶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隨興所欲的隨處閱讀，與他到過的地區，像是中東非、北非、西南亞等地做現場比對，並以重建現場的虛擬想像，把現場拉回兩三千年前，根據希羅多德的劇本，還原當時的種種場景，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波斯與希臘諸邦之間的浴血苦戰。作者一再地詳述兩千五百年前記述歷史的困難，數十卷的紙沙草紙如何得來，要有經人的記憶力來記下紛雜的傳說，更需過人的體力才能支撐在廣袤地區間不斷地行走。但是，什麼動機要他做這麼艱苦的工作？，既沒版稅，也不為了進大學教書，更不為了聲名財富......，原來他要後人記得為什麼國家間會發生戰爭，為什麼有的國家強大，有的覆滅，都是些什麼原因造成的。現今看來，都是充滿洞悉的前瞻智慧。作者在一九五零年代曾在中國、印度待過一段時間，雖然語言不通，但常能一針見血，像是他直接批評長城的建造，認為是全民精力和時間的巨大浪費，說他不理性，勞而無益，除了浪費精力，還因為他反映出了人類的軟弱、精神偏差，反映出一個可怕的錯誤，證明了中國民族的過去，缺乏溝通和協調的能力，無法相互聯合起來將數量龐大的人民和智慧做出最好的運用。只要人們內心永懷長城的象徵，矢志擁載長城強所加於人們的外惡內善，就可說是一種守勢的長城了。

      作者他旅途上的伴侶，就是一部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著作，這是他當記者後，第一個上司送他的禮物。無論這位年輕記者，身在中國、波蘭、伊朗或剛果，被尊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幫助了他瞭解種種大事件，幫助了他在看似平凡無奇處發掘故事。希羅多德偉大的先行者精神（高度重視人間俗世、並具有西方色彩），不斷刺激卡普欽斯基的胃口，使他渴望看見更寬廣而多樣的世界；對於欲踏上那段歷史彌新的旅程的讀者，此種精神也使希羅多德成為不可或缺的伴侶。

　　卡普欽斯基是個十分迷人的導遊，他具有無窮的毅力，洗鍊的文筆，童心未泯的好奇，以及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所擁有的文化修養。日後，我們的子子孫孫，若想研究二十世紀後半期人類種種殘酷的暴行，......他們應當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卡普欽斯基的報導作品往往能寫出人性面，此種功力少有人能及，就算去了極為偏僻荒涼之地，如西伯利亞、遠東、或中亞的某些地方，他也能傳達出當地人的真實感受。卡普欽斯基是個不同凡享的天才記者，他總是先從表面著手，運用他不凡的詩意、反諷與悖論的天賦，然後寫到事物的骨子裡，他像是深入了鯨魚的肚腸，來描寫鯨魚這龐然大物。這位作家總是親眼去感受，用心去思考，他腦海裡所浮現、徘徊的那些令人縈繞於心的超寫實景象，實屬詩人心靈，但奇特的因緣際會，使這位詩人成為一位特派記者。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卡普欽斯基的世界是由自身親身經驗所感受而得，是具有體驗性質的經驗，所有的記憶均存在於當下，過往的當下則成為了歷史，歷史宛若一部故紙舊籍，因乏人問津，終至腐朽。我們無事可做，只能拖長記憶的絲線，偶爾拭拭這書身之上堆積著的灰塵。在卡普欽斯基活躍的年代，戰地記者或深入危機地區的記者是非常稀有的品種，通常那些地方就只有幾個人，一個美國記者、一個俄國記者、一個法國記者，另外就是卡普欽斯基，然而，其他記者有大通訊社當做靠山，可以出入大飯店，採訪時身邊跟著翻譯，卡普欽斯基算算口袋裡不怎麼傲人的波幣，通常就只能選擇小旅館和跳蚤一起歇腳，然後想辦法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一個人慢慢施展神通。

　　卡氏是波蘭通訊社派在第三世界巡迴的唯一記者，他到過印度、阿富汗、中國、拉丁美洲及非洲，認識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領袖，包括了古巴的格瓦拉，以及烏干達的阿敏。非洲尤其是他的最愛，他不斷回到非洲，報導那裡二十七次的革命和政變，好幾次自己還身陷困境。

　　在艱困的採訪環境當中，他練就一套「兩本筆記」的特殊技巧，一本是應通訊社要求的簡短標準通訊稿，另一本則是紀錄採訪過程更為細緻的觀察和體會，這些材料從七零年代開始，逐漸成為他一本又一本暢銷著作的內容，包括觀察安哥拉內戰葡萄牙人殖民社區潰退的《生命的另一天》，描寫伊索匹亞國王賽拉西宮廷衰敗故事的《帝王》，紀錄伊朗最後國王巴達維被推翻過程的《王中之王》，有關美洲地緣政治的《足球戰爭》，以及敘述蘇聯瓦解的《帝國》等。《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則是卡普欽斯基去世前最後出的一本書。這本書充滿對青年記者卡普欽斯基的回憶，以及他與古希臘歷史家西羅多德亦步亦趨的心靈之旅。

　　希羅多德所寫的《歷史》一書，是卡普欽斯基五零年代中期還在青年旗報工作時，第一次跨越邊境前往印度採訪前，女總編輯送給他在路上看的一本書。自此卡氏與希羅多德幾乎則是形影不離，即使隨時處在沒有盤纏的狀態下，卡普欽斯基依然神遊在與希羅多德的歷史故事裡，依此來對照，並且解釋他正在報導的現今世界，這種古今神遊交會的關係是如此的特別與親密，以至於卡普欽斯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要出一本書來對此做個交代。被稱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在西元前四八四年左右，生於小亞細亞的哈利卡納述司，是波斯統治下的子民。非常年輕時，希羅多德就在好奇心與探索欲望的趨使之下開始出外旅行，除了小亞細亞之外，他的足跡遍及歐洲希臘、愛琴海主要島嶼、當時的波斯首都蘇莎、巴比倫，乃至於黑海西岸。他還沿著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走廊去到埃及，保守估計他所旅行過的地方大概是三十一個經度以及二十四個緯度所涵蓋的地區，他每到一個地方都仔細地蒐集資料、實地查訪，紀錄所有相關的細節，心中始終清楚，這些工作都是為了要書寫一個偉大歷史的架構在做準備。卡普欽斯基層說，希羅多德旅行時所做的田野調查，正是一個現代記者採訪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夫。

　　希羅多德所描寫的歷史，是希臘與波斯之間的征戰，可是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在介紹這戰爭的起源，希臘與波斯各自的祖先與相關部族的發展，所以有訴說不完的故事。希羅多德使用極富影像效果的鮮活筆調去敘述各個故事的場景，主角人物的個性還有他們戲劇性的動作等。故事裡多的是各地的奇風異俗，又佈滿人性的幽微和隱喻，這的確是漂泊流浪者旅途上最佳的伴侶了。有趣的是卡普欽斯基在希羅多德做歷史研究方法上學習到他所謂的「報導文學」技巧，這種方法特別重視個人與個人直接接觸所傳達的訊息，這種方法也設法在所發生的事件之外，去捕捉圍繞在四周的氛圍。報紙常常企圖只用幾百字報導一個事件，但是當天的氣候，街道的氣氛，人們的感覺，小鎮的流言，空氣散發出的味道，這些數不盡的元素，卻都是這些事件組成的每個份子。為了醞釀更高的文學性，卡普欽斯基甚至有時候也會放棄採訪時的筆記，純粹使用記憶和想像來撰寫他的報導。這時候的卡普欽斯基已經又冒著風險，跨出新聞專業領域的「邊界」了，事實上也因此有批評者認為他的報導耽溺於文學性而損及報導的真實性。

　　儘管如此，卡普欽斯基已經蓋棺認定。卡普欽斯基於兩千零七年逝世時，全世界重要主流媒體均紛紛以顯著篇幅報導他的死訊，很少有記者能夠享有這份殊榮，《紐約時報》標題說他是能夠寫作「閃亮諷諭及新聞的波蘭作家」，《法蘭克福廣訊報》說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希羅多德」，而《明鏡周刊》則更直接地讚揚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記者」。

　　一九五零年代的波蘭在共黨鐵幕下，彷彿與世隔絕，而初出茅廬的報社記者卡普欽斯基，卻對國境外的世界滿懷憧憬，夢想有那麼一天得以「跨越邊境」，在偶然的機緣下，他的夢想成真了，他被派往印度採訪，出國前，他收到的《歷史》此書，卻成為了他旅途的良伴，而希羅多德更成為了他一生中的良師益友，啟發他對事物敏銳的觀察。本書雖然是作者晚年最後的遺作，講述的卻是他年輕時，「帶著希羅多德」走訪世界各地的經歷，作者在回憶當年的情景時，不時穿插希羅多德描述的奇聞軼事與歷史事件，讓我們時而被他敘述的異國見聞所吸引，時而對希羅多德筆下的風土民情嘖嘖稱奇，時而因作者在異鄉的窘態莞爾一笑，時而又為兩千多年前慘烈的戰爭唏噓不已。在古今交錯的時空中，我們同時見證了兩位大師的文字魅力，他們或許各自陳述，或互相呼應，最後我們在字裡行間，彷彿可以看到他們兩位合而為一，共同為了各自的時代，留下了一頁鮮明的史蹟。

　　在異地旅遊及撰寫報導之際，他總是閱讀著﹤歷史﹥一書，對照著書中的場景，波希戰爭、大流士出征或是毛澤東的百花齊放，比對著現代（至少瑞薩德當代）的新穎及蛻變，總是興起一股歷史與我同在之感，然而對比當下的政治情勢，卻是有種歷史又再重演之嘆，政客權力鬥爭的爾虞我詐，經濟的起伏跌落，人性的貪婪嗔癡，無一不在他的故事（history）中早已呈現，所有的歷史，只是過去的當下，而未來，原來不過是另一個今天，2500年前的古希臘哲者希羅多德，藉由撰記著他那好奇心驅使的旅遊過往，留下了伏藏在各個充滿哲味的故事，娓娓地告訴了我們一些智者之言，過去發生的現在還是會發生，現在發生的將來一定會再發生。

　　帝國往往在其巔峰的時期擴張太快、太大，以至於資源耗竭而亡，希羅多德早在於西元前兩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總結出人們會因為汲汲於奪取、征服、佔有、支配，而終於耗弱，波斯的居魯士和大流士，都莫不如此。《歷史》一書比起我國的《史記》更見廣闊，甚至鉅細靡遺地記錄不同種族的生活細節，從該書作者也可發現，希臘文明的根源來自北非和埃及。其實在一九九零年代，美國史學者從考古中業已證實希臘文明是北非人所創造，卻引來歐洲白人主義中心者的無情撻伐，然而早在西元兩千五百年前的希羅多德，早就提到了此事了。

　　作者認為希羅多德心目中的世界，是多元文化的，是一個活生生、律動不停的組織，沒有什麼永恆不變或者是確定不移的，這組織會不停地變化、突變，並產生新的關係和脈絡，所以，作者很大膽地做出人類「第一個體認到世界多元性的人，是希羅多德」的斷語。對比於當代世界，希羅多德筆下的人性種種愚蠢，至今依然主宰人類的行為，舉凡政治（備後均是謊言與骯髒），平民的生活（殘酷、貧窮與絕望），東西方的數千年大對抗，歷史無不再三重演，本書作者從希羅多德那兒領略到，人類的「地方偏狹主義」，是所有醜陋行為的萬惡淵藪阿。作者很用心地爬梳《歷史》這本古籍，並參照今天的形勢說明當時的狀況，沒有權力和文化論述的偏見，也不存在著所有歷史均是現代史的疑問，其實希羅多德本身是一位希臘人，但他寫出來的《歷史》一書卻非存有希臘中心主義，這倒是給我們這些非歐洲人的亞洲民族，得以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觀照。

　　帶著希羅多德此書隨著異地而讀，卡普欽斯基彷彿就是擁有了希羅多德這位古智者當作伴侶，是伴侶嗎？與其說是伴侶，反而像是每當卡普欽斯基打開﹤歷史﹥的扉頁，希羅多德就從希臘中走了出來，向卡氏看了一眼，用帶點低沉穩重的嗓音說著，聽著，孩子，我今天要告訴妳的是這個故事...；隨著工作地點的不同，希羅多德就像是瑞薩德的忠實講者，闡述他的旅遊紀實與所聞歷史，也描繪了距離卡氏達兩千五百年前的那個故事，喔不，是他的故事（history）。

　　小王子的作者聖修伯里曾說，我們所有人都是朝聖者，各在不同的道路上朝向同一個目的地艱辛地前進，對瑞薩德而言，記者的工作並未讓他感到乏味或苦悶，相反地將自己融入造訪地的生活異態，並切實地呼吸那裡的空氣，是多麼地真實不虛，也是多麼地寫露無偽，而卡氏也儼然成了一位當世的朝聖實踐者，只是在這條通往紀實與充滿著好奇心的目的地上，他不是一個人走著，他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